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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古汉语(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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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介及研究材料

      中古汉语是汉语发展的一个阶段,其上承上古汉语,下启近代汉语及现代汉语各方言。一般认为中古汉语是中国南北朝至唐朝约400年间中国的通用语言。根据不同学者的观点,中古汉语的上限最早可上溯至三国两晋之交,其下限最晚可下延至两宋,其中隋至初唐的六至七世纪是中古汉语的典型代表时期。

      从现在掌握的材料来看,抛开一些零星的例外情况,中古汉语可以认为是现代各汉语方言的祖先。并且伴随着当时中国影响力的扩大,中古汉语对周边语言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现代日语、朝鲜语、越南语的汉语借词,大部分是在中古汉语阶段借入的,这些汉语词的读音至今仍然反映了中古汉语的特征。

      研究材料

      自然语言总是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由于汉字不是表音文字,在中古汉语通行的时期也尚未发展出精密系统的注音符

      号(首个应用于汉语的字母系统是元朝的八思巴字母),因此今人不能直接知道中古汉语的发音。这种情况下语言学家使用历史比较法来构拟历史语言的发音,即通过比较多种现存的后代语言,来构拟一套合理的祖先语言发音,这套假想的发音必须能解释祖先语言到所有后代语言的语音演变。所幸的是,中古汉语时期流传下来大量文字材料,特别是韵书、韵图等系统阐述当时音系的文献资料,使得研究中古汉语和一般的历史比较法有所不同。

      韵书与韵图

      韵书是用来指导写诗等韵文的工具书,基本编排原则就是把所有能相互押韵的字放在一起,称为一个韵。有文献记载韵书早在三国时期就出现了,但早期的韵书都散轶了,没有流传到今天,现存最早的韵书是隋陆法言所著的《切韵》。《切韵》行世后成为了后世韵书的典范,后世韵书或直接在《切韵》基础上增补,或模仿《切韵》的体例。《切韵》及其后世的增改版本如《平水韵》也成为了当时人作诗用韵的规范,直至近代。《切韵》系韵书是现在构拟中古汉语的重要参考材料,很多学者都把《切韵》(由于《切韵》原书已轶,实际使用的是其增补本《广韵》)作为研究中古汉语的出发点,把切韵音系作为构拟的目标。

      切韵的体例

      《切韵》以韵为纲,全书先根据四声分成平、上、去、入四部分,每部分再把属于该声的字根据韵母分成若干韵,每韵选一个属于该韵的代表字来命名,称为韵目,原则上同一韵内的字能互相押韵,不同韵的字不能无条件地互相押韵。每个韵内部,再把完全同音的字聚在一起,称为一个小韵。因此《切韵》本质上是按声韵编排的同音字汇,通过排比小韵可以直接获知切韵音的所有带调音节。每个小韵的第一个字下面除了注有该字的简短释义,还有反切注音以及该小韵所辖字数,其余字下则只有释义。

      举《广韵》平声上第一韵东韵第一个字东字为例:

      東。春方也。……德紅切。十七。

      其中“東”是字头,后面的“春方也”等一段是释义,最后的“德紅切”是东字的反切注音,“十七”表明该小韵和东字同音的共有十七字。

      近体诗相同声调的字才能相互押韵,不同声调的字,即使韵母相同也不能押韵。遵从这个原则,《广韵》的韵既分韵母也分声调,共有206韵。

      反切注音法

      《切韵》及其他韵书使用反切法给字注音。反切是指用两个字给第三个字注音,称为某某切,或某某反,其中前一个字称为反切上字,后字称为反切下字。反切相当于初级的拼音,使用时取上字的声母,取下字的韵母及声调拼合,即得所切字的读音。通常取下字的韵母时要包括介音,但也有少数不规范的反切只取下字的韵基(韵母除掉介音余下的部分),而要取上字的声母和介音与下字拼合。当然,以上所述声、韵、调都是指制作反切当时的语音而言,用两个字的古音切出第三个字的古音。

      如上例的“德紅切”,德的拟音是/tək/,红的拟音是/ɦuŋ/平声,取上字的声母/t/,下字的韵母/uŋ/及声调平声,拼合即得东的拟音/tuŋ/平声。

      反切注音法是古代中国行用最广泛的注音法,故而除了韵书以外,古典文献中保存了大量反切注音材料。有些是典籍注释中夹杂的注音,有些是专门结集的注音释义汇编,后者如唐陆德明《经典释文》、玄应《一切经音义》、慧琳《一切经音义》。这些反切材料为研究当时当地的语音提供了广泛的素材。

      切韵系韵书

      《切韵》原书成书后,在后来的流传过程中散轶,但其内容经过后世不断增补流传至今。《切韵》的一系列增补本先后有唐王仁煦《刊谬补缺切韵》、孙愐《唐韵》、宋陈彭年《广韵》,其中《广韵》为流传至今最完整、收字最多的版本。这些增补本只是在《切韵》的基础上增补生字以及轻微修改,没有改变《切韵》的格局,特别是继承了《切韵》的小韵和反切,可以看作是《切韵》系统的延伸。因此今人从《广韵》出发重构的音系,仍然认为符合切韵成书时的音系,称为切韵音或切韵音系。

      《广韵》有些韵目下注有“独用”、“某同用”等字样,“独用”指该韵的字只能与本韵内的字押韵,“某同用”则指作诗时该韵的字可与指定的其他韵的字互相押韵。如支韵下注明“脂之同用”,即是指支脂之三韵字能互相通押,实则在不改变《切韵》分韵的前提下暗示编纂者认为此三韵应合为一韵。独用同用例并且不是《广韵》的发明,因为早在唐朝就有合并《切韵》若干韵目同用的记载,《广韵》只是沿袭了前代韵书。到了南宋,刘渊著《新刊礼部韵略》就索性将注明同用的韵目径直合为一韵,此书分韵辗转流传至今,又称《平水韵》。独用同用例反映了《切韵》成书之后语音又有嬗变,后世编者按自己当时发音看待《切韵》韵目,与《切韵》成书时已有不同。

      韵图

      韵图本质上是用汉字表记的汉语音节表。韵书虽然按声、韵、小韵归类了同音字,终究不够直观,在此基础上按声母、韵母排成二维的表格,把每个小韵的代表字填入其声母和韵母对应的格子,即成为韵图。现存最早的韵图为佚名著《韵镜》及南宋郑樵著《七音略》,两书体例非常相似,都保留了《广韵》所有韵目与全部小韵,为每个小韵都在图中安排了合适的位置。稍晚又有《四声等子》及《切韵指掌图》,作者均不详,推测为宋朝时著作,这两者在韵及小韵上都有一定数量的合并,并且在声韵配合的格局上也与《广韵》有所不同。

      举《四声等子》为例,该书将若干相似的韵母归为一个摄,有些摄只有一张图,有些摄分开口呼、合口呼两张图,全书共分十六摄二十图。每张图内按水平方向排列各声母,垂直方向排列属于该图的各韵母,声母的标题为按传统三十六字母,韵母标题为《广韵》韵目。韵母在垂直方向上组织成四个大格,每个大格称为一个等,格内的字韵母相同。每大格又按声调分为四行,分别对应平上去入四声。因此一张图中由声母与韵母切分出来的每个小格子代表一个音节,填上该音节的代表字,非法音节及有音无字的格子就用圆圈填充。

      《韵镜》的体例与《四声等子》大同小异,只是垂直方向上以四声分大格,每大格再按四等分四行。并且声母不用三十六字母标识,代之以若干个大格,每格标明“唇音”、“舌音”等声类的名称,每大格内又分若干列,每列表示一个声母,兼标注“清”、“次清”、“浊”、“清浊”等名目。

      三十六字母

      韵图将汉语的声母分成三十六个,各取一个代表字来表示,称为三十六字母。三十六字母相传为唐末沙门守温所创,从晚近出土的文本来看,早期字母从数量到明目都与传世的版本有些许差别。这套字母历经沿革,最终定为三十六个,被宋朝以来的诸韵图所采用。韵图将字母分成若干组,有些韵图并且为每组冠以“唇音”、“舌音”、“齿音”、“牙音”、“喉音”诸声类,每组内各声母复标注“清”、“次清”、“浊”、“清浊”等明目。“清”在一些韵书又作“全清”,“清浊”又作“次浊”、“不清不浊”不一。根据与现代方言的比较,可知唇舌等是描述声母的发音部位,清浊描述发音方法。三十六字母系统是对当时汉语声母发音比较精密的分析。

      韵文用韵

      中古汉语通行的时期正当格律诗风行,稍后不迟于晚唐又兴起了词这一新的韵文体裁,流传下来大量韵文作品。韵文的特点是押韵,即特定位置的若干字必须含有相同或相似的韵基,这些押韵的位置称为韵脚。特别是格律诗对于格律的要求非常严格,指定的位置必须押韵,且韵脚必须属于相同的韵。因此诗词等韵文为分析哪些字具有相同的韵基提供了现实的材料。除了格律诗和词,中古汉语的韵文材料还包括古诗、赋及其他韵文。

      必须说明的是,《切韵》系韵书行世之后,特别是官方参与推广和编纂韵书之后,格律诗的韵脚都严格按照官修韵书来押韵,已不能反映作者的发音。但是韵书通行前的南北朝至隋朝的古诗,则可以认为出于作者自然的韵律,可以与同时代的韵书互相参证。即使后代的诗词,也不能完全遵从《广韵》,而随实际语音的变化有所更张,从而也为语音流变提供了线索。归纳某一特定时期的韵文用韵,将互相押韵的字归为一个韵部,所得结果称为韵谱,南北朝韵谱是切韵音的重要参考材料。

      现代方言与域外汉音

      韵书和韵图直接表明了中古汉语的带调音节及辖字,通过分析反切及韵图排布还能了解哪些音节同声母,哪些同韵母,但是不能直接反映音节的音值。对于没有文献流传的死语言,通常应用历史比较法依据目标语言的现代后代反推构拟合理的音值。对于中古汉语来说,由于存在上述传统音韵学文献,对现代方言的利用不是从零开始构拟,而是拿现代各方言的字音代入韵书或韵图的音系,推断合理的音值。

      比较的结果,现代各汉语方言的音系与切韵的格局很吻合,大部分与韵图也吻合,除了闽南语有完整的文读与白读系统,其中白读的一些字音表现出比切韵音更古老的特征。因此可以说现代各方言,包括闽南文读都是中古汉语的后代,这是使用现代方言构拟中古汉语的前提。现代数量庞大、种类繁多且很多不能互通的方言都能追溯到一千多年前一个共同的祖先,可谓令人意外,特别是古籍有明确记载古代有些地区的语言不能互通。一种可能是遵从语言扩散模式,即一种语言或一组高度相似的方言随着人口迁移、语言置换等过程逐渐扩散到全国,同时在扩散的过程中形成各种变体,经过隔离形成现代形形色色的方言。另一方面,一些学者提出了层次理论,即祖语不是一次性地扩散到全国,而是不同时期的权威语言多次扩散影响各地方言,在同一个方言中形成多个层次,晚近的层次逐渐替换覆盖了早前的层次。这种分层情况在现代东南诸方言或多或少都有所体现,通常较古老的层次表现为白读层,较晚近的层次表现为文读层,闽南语的文白读层都保留得较为系统完整,因此最为典型。无论何种情况,由于政治中心的语言占有政治与文化优势,扩散的源头都是这种权威语言,从而现在通过方言还原获得的也是这种权威语言,可以认为是中古汉语的标准语。

      中古汉语通行的时期正当唐朝国力强盛时期,朝鲜北部、越南北部一度处于唐朝统治之下,周边其他地区也接受了中国强劲的文化输出。表现在语言上,就是伴随中国文物制度引入了大批汉语借词,这些借词相当忠实地保存了借入当时当地的汉语读音。现代日语、朝鲜语、越南语都保留了大量这些借词,分别称为音读、朝鲜汉字音、汉越音。某种程度上,域外汉音与汉语方言性质是相同的,而且因为借入后受后来汉语影响较少,比之汉语方言更纯粹。

      日语汉字音读

      日语大约隋唐时期大规模引入汉字之后,既用汉字表记汉语借词,也用汉字表记日语固有词,因此同一个汉字通常既有固有词读法,称为训读,也有汉语读法,称为音读。音读并且依据借入的时代不同,又分为吴音、汉音、唐音等明目。其中汉音是指唐朝时借入的中原通行音,得益于当时日本官方严谨的正音态度该层读音最为系统规范。吴音借入时间更在汉音之前,字面意思是吴地即长江下游的语音,这一方面由于该批读音据信借自吴地,另一方面也由于唐朝开始兴起一股批判吴音的风气,凡与通行读音不合的前代读音都被斥为吴音。唐音是唐朝之后借入的读音总称,数量比前两者少很多且不成系统。

      约九世纪日本发展出一套表音文字,也用来标注日语汉字读音,称为假名。嗣后一千多年间日语本身语音也发生了不少改变,因此历史上使用的历史假名与现代假名稍有不同,历史假名定式离唐朝不远,颇能代表借入时的日语读音。

      朝鲜汉字音及汉越音

      朝鲜与越南的汉字读音都只有一个主体层次,而且基本上只用汉字表记汉语借词,不表记本土固有词,因此像日语那样一字有多层读音的情况很少。汉语借词的读音特征显示,借入时间也是中古汉语时期,朝鲜语与越南语的音节结构比日语更接近汉语,因此能保留更多细节特征。十五世纪朝鲜也发明了自己的拼音文字,称为谚文,此后习惯上汉语借词仍然用汉字书写,固有词则用谚文书写,同时也用谚文标注汉字发音。直到二十世纪朝鲜和韩国相继废除汉字,改用纯谚文书写。越南则一直没有发展出自己的拼音文字,传统上汉语借词使用汉字书写,另又模仿汉字字形创制了一批文字用来书写固有词,称为字喃。十六世纪欧洲人到来越南,引入修改过的拉丁字母来标注越南语发音,十九世纪拉丁字母取代汉字成为主流文字。

      对音

      对音是指音译或外文注音材料,又分两种情况,一种是用汉语音译外语词,另一种是外语音译汉语词,或用外文字母为汉语注音,当对译的外语是用拼音文字书写时,相当于通过当时的外文拼写保留了当时汉语的读音。拾摭文献中的对音归类而成的汇编称为对音谱。

      梵汉对音

      源自印度的佛教从汉朝开始传入中国,中古汉语通行的南北朝至唐朝是佛教文化传入的高峰,有很多熟谙梵语与汉语的西域僧人来到中国传播佛教,同时也有不少中国僧人西赴印度学习佛法。这些中外僧人把大量佛经翻译成汉语,当时寺院中梵语是为研读佛经必须专门学习的课程,因此很多僧人精通梵语,译经也是寺院僧人的重要功课,唐朝政府甚至官方组织翻译佛经。佛经中的专名往往采用音译,有些专门概念由于在汉语没有对应,也需要音译,至于咒语更是整段整章地音译。这些佛经的梵语原文版本很多流传至今,拿梵汉版本两相参照,即可知音译词的梵文拼写。梵文是拼音文字,长久以来学者对其读音已经研究清楚,藉由这个中介即可了解译音用汉字的读音。

      南北朝多私人译经,各家用字取舍不一,是否掺杂译者方音影响也不易明了,对于有些不易解释的译法,学者认为不是译自梵语原文,而是经巴利文等转手翻译而成。但是到了唐朝,寺院的译经工作已趋于规范,一律对照梵语原文翻译,特别是玄奘一派素以法度苛严著称,为求对音精准批评修改前代译名甚多,甚至在无精当字音可用时不惜为音造生字,再加注说明发音方法。规范精细的对音材料为研究中古汉语语音特点提供了生动的素材,另一方面,后代译者对前代译文的批评修改也反映了语音流变的现象。

      汉藏对音

      六世纪时吐蕃兴起于青藏高原,约当与唐朝同时,并于七世纪借鉴梵文字母创制了藏文字母。八世纪时唐朝由于安史之乱无暇西顾,吐蕃趁机占据河西,一度又占据安西、北庭都护府。823年,唐与吐蕃会盟立碑于拉萨大昭寺前,史称唐蕃会盟碑,碑上以汉藏两种文字镌刻盟约内容,内中涉及人名等专名用音译,提供了一批传世汉藏对音材料。

      二十世纪以来欧洲人在敦煌发现了大量的古代写本,其中就有吐蕃占领河西时期以汉文与藏文书写的文稿。河西本是汉人故地,被吐蕃占据后汉藏混居,很多人熟谙汉藏双语,自然就有人用藏文字母来记录汉语。上述文稿中就有一些佛经及其他文本虽然用藏文字母书写,内容却是汉语,又有一些汉文文本用藏文字母加注了读音。其时藏语正当古典藏语阶段,发音与藏文拼写仍然高度一致,学者对于藏文字母当时的发音也已经研究清楚,这些文本提供了数量可观的汉藏对音材料。

      若干基本问题

      自然语言无时无刻不在变化,但变化的周期非常长,通常以百年为单位,因而不易被语言的使用者察觉。古代中国人就普遍缺乏语言演变的观念,而当遇到前代文献和当代语音不符时,则会臆想出各种附会的解释,朱熹发现《诗经》押韵与宋时字音不合,提出叶音说,意为《诗经》的作者为了押韵,会临时改变韵脚字音,等韵学家发现《切韵》反切与时音不合,提出各种拼合变音的门法,并认为是反切本身的玄机,均属此类。当这些学说无法解释时,甚至不惜否定文献,唐李涪《刊误》就是其典型,书中直斥《切韵》为吴音,与他认为的正音即晚唐中原音扞格不入。

      吴音乖舛,不亦甚乎?上声为去,去声为上,又有字同一声分为两韵。……又恨怨之恨则在去声,很戾之很则在上声。……又以恐字苦字俱去声。今士君子於上声呼很,去声呼恐,得不为有知之所笑乎?

      直到明陈第《毛诗古音考》才一针见血地指出字音会随时间变化。

      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亦势所必也。

      研究方法

      到了清陈醴《切韵考》开始用系统的方法研究《切韵》反切。陈醴使用的方法称为系联法,大意为反切上字与被切字同声母,反切下字与被切字同韵母,因此反切上字通过声母与被切字系联为一类,一一系联《切韵》的所有反切,可得所有声母类别,韵母亦然。陈醴通过以上系联,发现《切韵》声母与传统三十六字母不尽相同,即重唇音与轻唇音应该合二为一,而正齿音及喻母应该各一分为二。

      二十世纪初期,瑞典语言学家高本汉首次引入西方语言学方法来研究古代汉语,他亲自调查了几十个现代方言,又引用了多种前人记录的方言材料,其著作《中国音韵学研究》系统地研究了韵图及《广韵》音系,并拿现代方言与域外汉音与前者比较,使用精确的音标构拟描述了中古汉语的音系。时至今日,中外语言学家对中古汉语的研究已多有发见,但依然还是在高本汉的框架上补正,研究方法更是承袭高本汉的方法,只是追加了更多新材料。得益于韵书与韵图等传统音韵学文献,学者使用文献与现代方言、域外汉音及对音两相印证的方法,根据文献推定音系,再根据后者构拟音值。举声母为例,传统等韵学已经使用“唇音”、“清浊”等术语较精确地描述了中古汉语声母的发音部位与发音方法,再参考这些声母辖字的现代方言对音,发现“全清”声母在各方言都是不送气清音,“次清”声母都是送气清音,“次浊”声母都是鼻音或流音,自然可推断中古汉语相应声母也应如此。但“全浊”声母在各方言表现不一,在具备浊塞音声母的吴语与老湘语读浊塞音,闽语与新湘语读不送气清音,赣语与客家话读送气清音,官话与粤语有些字读送气清音,有些读不送气清音。且在完整分阴阳调的吴语、闽语、粤语等方言,所有全浊字都读阳调。据此能合理推断,韵图所谓全浊声母是指浊塞音,此音在吴语与老湘语仍然保留,在其他方言变成送气或不送气清音,但影响声调变成阳调。

      切韵音的性质

      切韵音是中古汉语构拟的核心,因此《切韵》本书及音系能否代表中古汉语就成了支撑后续研究的基础问题。高本汉没有对这个问题深入讨论,只是默认《切韵》与韵图描述的是同一种语言,即唐朝的通用语,称为“七世纪长安音”,这是认为切韵音系是单一音系的最早表述。王力根据陆法言《切韵序》及颜之推的相关描述,认为《切韵》是综合当时南北音的韵书,换言之切韵音系是一个最小公倍数式的综合音系,但在给切韵音拟音时,却也只拟了一套读音,没有细分何种读音来自何地。现在有一派观点认为,要综合当时各地不同的方言而成一个自洽的音系,不致抵牾不齐,不但技术上无法操作,更非参与讨论《切韵》初稿的几个作者所能完成。《切韵》为综合了南北朝时北方读书音,与永嘉南渡时流播到江东的南方读书音而成,前者以洛阳为代表,后者以金陵为代表。由于两者都承自两晋洛阳音,分离未久,相互还很接近,因此综合的结果是在南北的基础上向共同祖先稍微复古。归纳南北朝韵文用韵结果与切韵音系相当接近,特别是近代在日本发现了南朝梁顾野王《玉篇》辑本,该书反切明确为描述金陵音系,而与切韵音系大同小异,说明《切韵》虽为综合但离单一真实音系不远。无论单一还是综合音系,最重要的是切韵音有真实语言基础,可以作为中古汉语的代表,而不是向壁虚造的人造音系。

      韵书与韵图的关系

      《韵镜》与《七音略》等早期韵图完全遵照《广韵》的小韵填入各图的空格,让人很自然地认为两者描述的是同一个音系,高本汉即没有区分两者的音系,一概称之为“七世纪长安音”。但即便如此,韵图的框架仍然与切韵音系有一些参差,这些差异有些来自于韵图的体例,如三十六字母中的舌音“端透定泥”与“知彻澄娘”是两组不同的声母,端组只配一四等韵,知组只配二三等韵,为了节省空间,韵图就把这两组声母合并成一栏。

      除此而外也存在一些音系矛盾的地方,如通过系联《广韵》反切,可以把韵母分成两大类,其中一类在韵图中只占据一二四等的位置,可称为《广韵》的非三等韵,另一类大部分占据韵图三等的位置,可称为《广韵》的三等韵,但《广韵》的三等韵有些又占据韵图的二等与四等的位置,与《广韵》的分类不符。《广韵》三等而韵图四等的字,有些属于齿头音“精清丛心邪”,对此王力的解释是等韵家人为将这些字从三等移到四等,使精组只配一四等韵,从而与只配二三等韵的正齿音“照穿神审禅”错开,然后合并二者为一栏,因此称这部分韵母为假四等真三等。根据陈澧系联《广韵》反切的结果,韵图的正齿音“照穿神审禅”实应各一分为二,对应《广韵》两组不同的声母,其中一组只占据韵图二等的位置,另一组只占据三等的位置,有人称前者为照组二等,后者为照组三等。但照组二等声母,却可以拼合《广韵》的三等韵母,即这些字在《广韵》为三等而韵图二等,王力对此的解释与上例类似,认为韵图通过分等来区分声母,称这部分韵母为假二等真三等。

      以上对韵图编排原则的曲折解释,以及韵书与韵图音系的其他差异,如三十六字母将唇音分为轻唇音与重唇音而《广韵》实不区分,促使一些学者提出韵书与韵图实际代表不同的音系,上述韵图对切韵音系的调整反映的是韵图时代的语音变化。蒲立本系统地提出晚期中古汉语说,用来指称韵图代表的音系,并将其联系到唐中期以后的长安音,相应地,切韵音系被称为早期中古汉语,早晚期中古汉语在声母、韵母、介音系统、声调上或多或少都有不同。

      等呼及重纽

      等呼一开始都是韵图的概念,韵图将一张图分为四个格子,每个格子称为一等;又将一摄的韵分成若干张图,每张图分别冠以开口呼或合口呼的名目。通常认为等呼与介音系统有关,如合口呼的韵母带有圆唇性质的介音,如 u 之类,开口呼则无此介音。等的情况则更复杂,江永认为:

      一等洪大,二等次大,三四皆细而四尤细。

      即等与韵母的主元音开口度大小相关。该论断在四等齐全,且每等属于《广韵》不同的韵的摄基本可信,但有些《广韵》同一韵也分属不同等,应认为是主元音相同而介音不同。

      通过系联《广韵》反切,可以把韵母分成三等与非三等两大类,通常认为三等韵母带有前高性质的介音,如 i 之类,相对地,非三等韵应认为无介音。但《广韵》的非三等韵在韵图分属一二四三等,而二四等的很多字在现代官话中都有 i 介音,故而切韵的二四等韵有无介音各家多有分歧。

      韵图与韵书在分等上的抵牾使情况更为复杂,王力认为韵图的介音系统与韵书相同,只不过韵图既用等来分韵母,又用来分声母,因此体例更加繁复。蒲立本认为韵图的分等确切地反映了晚期中古汉语的介音系统,四等分别对应四个音位,一等无介音,二三四等各有不同的介音。

      《广韵》支脂等韵的字全部属于三等,其唇牙喉音声母的会存在两个小韵,其声、韵、等完全相同,称为重纽,其中“纽”指声纽,即声母,意为一韵内同一声母重出。这些小韵一类在韵图占据三等的位置,另一类占据四等,前者称为重纽三等或重纽A类,后者称为重纽四等或重纽B类。根据《广韵》不同小韵读音不同的原则,且韵图明确将这些例子放在音节表中不同的位置,重纽小韵应该认为不同音,但同时传统上用于区别读音的声韵等等基本元素又完全相同。高本汉的拟音不区分重纽,每一组重纽小韵只拟一个相同的读音,王力进一步解释重纽为韵书编集者汇抄前代韵书反切而成,不代表实际语音有别。而支持重纽有别的一派认为重纽只出现在能与所有声母拼合的三等韵,李荣《切韵音系》将该类称为寅类韵,各家通常给该类韵拟较高及前的主元音,且只出现在唇牙喉等钝音声母,以上严格规律的出现条件不是抄录重出的偶然迹象所能解释。这一派多认为重纽的区别在韵母,主流的观点认为这些重纽的三等韵两类对应两个不同的介音。

      韵图将重纽三等和普通三等放在一起,重纽四等和普通四等放在一起,支持韵图为独立音系的一派认为晚期中古汉语中这两组的介音已经分别合流,晚期反切材料也支持此推断。

      介音

      高本汉发现《切韵》唇牙喉音的切上字有分成两组的倾向,其中一组用于切一二四等字,另一组切三等字。因此他为三等字拟了一个辅音性的介音 j,这个 j 使前边的声母腭化,以区别于一二四等的普通声母。相对地,四等字带有元音性的介音 i,不会使声母腭化。

      李荣认为高氏的四等介音 i 只出现在前元音前面,不产生区别特征,即使去掉也影响音系,四等韵只是通过前元音与一二等相区别。同时三等寅类韵存在重纽现象,即两个小韵的声韵调等呼全同,应该设置两个不同的介音相区别。

      另外,知组和庄组等卷舌声母除了配三等字,只配二等字而不配一四等字。既然三等字有腭化介音 j,那么二等字也应有一个带卷舌倾向的介音,以解释相比一四等更能兼容卷舌声母。二等介音的设置也使二等韵与一四等韵的对立落在介音上,而主元音变成互补而归并成相同音位,从而大幅简化元音系统。潘悟云认为二等韵有一个后高介音 ɯ,同时认为重纽B类具有复合介音 ɯi。

      音位

      原则上《切韵》一韵是代表一组独特的主元音、韵尾、声调组合,不同韵这三者必有区别,由于韵尾与声调均已明确且数量较少,很多韵的区别就落在主元音上。很多早期的学者正是基于这个原则为切韵音系构拟了很多不同的元音,有的多达十几个。元音数量多带来的副作用是音系不平衡,有的元音只出现在特定的等,有的甚至只出现在少数几个特殊的韵。有鉴于此,后期的学者在承认音值有别的基础上主张音位化的构拟,即认为音系中处于互补位置的元音属于同一个元音音位,只是由于其他因素如介音的影响产生了不同的音位变体,所以分为不同韵。如痕韵与魂韵同音位而以开合口分韵,唐韵与阳韵同音位而以一三等分韵等等。经过音位归并之后,需要的元音数量大为减少,特别是如果同时认为二等韵有介音,则其区别特征从主元音移到介音上,元音数量能进一步归并至五六个。

      原文链接:https://www.zhihu.com/people/huang-yi-hua-74/posts

      LV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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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说潮汕话是河洛语系,起源于古河洛地区,夏商周时期的官话,这个我知道是不是真的,但是韩语很多口音同潮汕话很接近,一听就知道意思。
    • 天河嗯,有联系,河洛是很多事物的源头基础易数啊。对声韵我研究的不多,属于文学汉字部分知识。
      拉黑 1年前 手机端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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